文天祥是宋朝杰出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生活在南宋末年，社会动荡，各种矛盾激化：内有奸臣专权，外有元兵压境，而南宋也最终归于灭亡。文天祥的一生，有过许多波折：考取过状元，作过宰相，积极投身对外抗元、对内反奸臣专权的斗争。他两次被俘，后来又在元代大都就义。文天祥一生创作大量诗歌，反映其不平的经历，传达其内在的生命意识，即人存在的价值何在、人应该抱怎样的人生态度，人应该怎样对待巨大的挫折甚至绝望、以及人应该怎样对待生死等。文天祥的生命意识表现在：“忧时鬓欲斑”的忧患意识、“将以有为也”的求生意志、“当其贯日月”的舍身精神。其求生意志集中体现在德佑二年第一次被俘和逃生；其舍身精神又集中表现在景炎三年第二次被俘一直到就义。本文将从文天祥的诗歌出发，分别剖析其生命意识的这三个方面：忧患意识、求生意志、舍身精神。
一、“忧时鬓欲斑”的忧患意识
文天祥生活在江河日下的南宋末年。由于偏安江南多年，社会上的苟安思想盛行，正如诗人林升的诗里讲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与此同时，最高统治者中权臣贾似道专权，排斥异己。而在北部崛起的元朝则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垂亡的南宋发起剿灭性的进攻，最终灭掉南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天祥的诗歌表现出了深深的忧患意识，体现了封建士子对社会命运的深切关注。《题碧落堂》是文天祥得罪权宦董宋臣而被贬入瑞州而作的，“修复尽还今宇宙，感伤犹记旧江山。近来又抱秋风紧，颇觉忧时鬓欲斑。”那时，“大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说上迁都，人莫敢议其非者……天祥又上书极言其罪，亦不抱。出守瑞州。”
文天祥虽然身贬异地，但仍然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深切关注，念念不忘收拾旧山河；而一听说元兵又要南下，顿时忧虑万分，体现出深切的忧患意识。根据史载，文天祥早年生活十分豪奢：“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从文天祥早期的一些诗歌来看，早年的生活确实相对比较丰裕，他本人有时也想过一种自得的生活，《秘书再会次韵》有“四座衣冠陪贺监，一时栋梁盛吴兴。”《出山》有“日日骑马来山中，归时明月长在地。但愿山人一百年，一年三百余番醉。”但他决没有沉溺于享乐，并非在歌舞升平中过着一种优哉游哉的生活，而是在内忧外患的社会里过着心忧社稷的日子。《山中感兴》诗组讲：“载酒之东郊，东郊草新绿。一雨生江波，洲渚失其足。青春岂不惜，行乐非所欲。”“故人书问至，为言北风急。山深人不知，塞马谁得失。挑灯看古史，感泪纵横发。”《生日和谢爱山长句》有：“寓形落落大块间，嘘吸一气自往还。桑弧未了男子事，何能局促甘囚山！”文天祥关注国家的危难，志在为国分忧，但又常受排挤，并不得志，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痛苦不堪。《夜坐》感慨：“少年成老大，吾道付逶迤。终有剑心在，闻鸡坐欲驰。”
文天祥的生命意识里，总有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他深怀忧国忧民之心，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总是跃跃欲试，力图为国分忧，希望实现理想。文天祥这种忧患意识的由来，与其所受的教育和发自内心的报皇恩思想紧密相连。首先，这与其潜心受的教育有关。以后被俘后在大都监狱作的《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翰，有感而赋》讲：“儿时爱读忠臣传，不谓身当百六秋。”就义前的《衣带赞》便讲：“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从今而后，庶己无愧。”文天祥将所学的传统道德，真正实现了内化，使之成为一种内在的需求和外在的约束机制，而决非将学习道德仅仅作为“学而优则仕”的功利性追求。正因为如此，在国家危难之际，文天祥悯时忧生，积极行动，扶大厦之于将倾。因而，文天祥无论身居高位，还是沉沦下僚，都关心君主国家的命运，表现出了浓重的忧患意识。即便后来被囚于大都，仍然为黎民百姓的生计而担忧，《五月十七夜大雨歌》便深切讲道，“万物方焦枯，皇皇祷穹苍。上帝实好生，夜半下龙章。但愿天下人，家家足稻粮！我命浑小事，我死庸和伤！”这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与子美的怀抱相同。这无怪乎文天祥在《集杜诗自序》中讲，“凡吾意欲言者，子美先为我言之。”他真正从血液里吸收杜甫那种视天下之忧为己忧的博大精神。其次，这种忧患意识的由来，与他那种根深蒂固的报皇恩思想有关。他深切感到自己深蒙皇恩，想到要报答皇恩：《集英殿赐进士及第恭谢诗》有“于皇天子自乘龙，三十三年此道中。悠远直参天地化，升平奚羡帝王功。但监圣志持长久，须使生民见泰通。第一胪传新渥重，报恩唯有历清忠。”《秘书再会次韵》有“蓬莱春宴聚文星，多荷君恩锡百朋。”不可否认，很多忠君诗是为了应对一下特定的应酬场合而写的，但在实践中，他又确实作到了忧君之忧。国家危难时，他积极行动，并动心地说，“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以后即便被囚于元朝大都，他还念念不忘宋朝皇帝的安危，正如《正月十三日》讲：“去年今日遁崖山，望见龙舟咫尺间。海上楼台俄已变，河阳车驾不须还。”这里，他还念念不忘被俘北去的宋恭帝，是浓厚忠君思想的反映。
文天祥这种“忧时鬓欲斑”的忧患意识，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艰难的处境下显得格外可贵。他真正吸收了古圣先贤那种放眼天下的忧患意识，并将这种忧患意识带到心间的每一个角落。无论身居“庙堂之高”，还是贬于“江湖之远”，还甚至身陷囹圄，他都“忧”字缠身：忧君、忧国、忧民。这便是心忧天下的博大胸怀，体现了生命意识中深切的社会责任感。
二、“将以有为也”的求生意志
德佑二年(1276年)，文天祥出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在国家危难之际，与大元丞相伯颜谈判，结果被扣押。他冒死潜逃，历经千辛万苦，经受了九死一生的无数噩梦般遭遇，终于逃到温州行朝，继续从事抗元斗争。他的诗集《指南录》便展示此间顽强的求生意志。
本来，文天祥对此次谈判抱一定希望，《赴阕》提到：“丈夫竟何事，一日定千年。”但由于贾余庆等人的出卖，文天祥等人被扣押，悲愁万分。但在镇江时他便和上十人逃出，开始了顽强的求生。从诗歌可以看出，文天祥的逃出是费了极大周折的，面对的环境极其险恶：敌方要追捕；己方有人猜忌和捕杀；乱世里又处处动荡。而且，文天祥还得克服自身的绝望。开始，他还想纠合己方的扬州李庭芝起兵而复兴两淮，正如《议纠合两淮复兴》诗组一首讲的，“而今庙社存亡决，只看元戎进退间。”但李庭芝猜忌并要杀文天祥，正如《出真州》诗组讲的，“扬州昨夜有人来，误把忠良按剑猜。”“赖有使君知义者，人方欲杀我犹怜。”文天祥侥幸逃出，但他并不灰心，赴扬州游说李庭芝，但到了城下，城内的李庭芝守军要杀文天祥，城外又是元兵的包围圈，进退两难，正如《至扬州》诗组一首讲的：“城上篼鍪按剑看，四郊胡骑绕团团。平生不解扬朱泪，到此方知进退难。”逃难的路上，险象环生，困苦不堪，但仍然隐忍以行，《贾家庄》讲：“行边无鸟雀，卧处有腥臊。露打须眉硬，风搜颧颊高。流离外颠沛，饥渴内煎熬。”文天祥经历了希望和绝望交织的痛苦，往往是既向往并相信前面是光明，但又深感身处绝境而没有出路，《泰州》一诗有：“长淮行不断，苦海望无穷。晚鹊传佳好，通州路已通。”《发通州》感慨：“白骨丛中过一春，东将入海避风尘。”“淮水淮山阻且长，孤臣性命寄何乡。”经历千难万险，文天祥才到了温州行朝，继续从事抗元斗争。
文天祥终究没有作孤注一掷的牺牲，而是顽强挺过来。其实文天祥面对绝境，又怎没有过绝望呢?诗集《〈指南录〉后序》多次提及自杀。但他顽强克服绝望，战胜绝望。而支撑他顽强生存、努力求生的力量之源是《〈指南录〉后序》中提及的“将以有为也”，为了兴复宋室，他包羞忍辱，正如《稽庄即事》讲的“乃心王室故，日月奔南征。蹈险宁追悔，怀忠莫见明！雁声连永远，山色与天平。枉作穷途哭，男儿付死生。”诗里讲述了他的抱负，为了实现这一抱负他终究没有穷途恸哭地了结一生。他的目标是极其明确的：坚定不移地向南找到南宋行朝，复兴宋室，正如《扬子江》讲的：“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经历千难万险，他终于来到温州行朝，开始了复兴宋室的艰难历程。《至温州》便说出心中的希望：“乘潮一到中川寺，暗读中兴第二碑。”
文天祥的“将以有为也”的求生意志，体现的是一种韧性的战斗精神：向一切不幸抗争，战胜外来的困苦，克服自身的绝望，决不向厄运低头。这体现的是生命意识中那种顽强的为理想而斗争的奋斗精神。
三、“当其贯日月”的舍身精神
当文天祥从虎口脱身逃至温州行朝，又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元斗争，但终于归于失败，并于景炎三年(1278年)第二次被俘，被押往大都。在押送途中和被羁押于监狱，一直到就义，他都做了大量的诗歌，表现出了崇高的舍身精神。
《过零丁洋》有两句千古流传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便是他被俘之初写的，此诗的序讲，“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乎。”文天祥不愿投拜元朝的张弘范，并表示，国家已经灭亡，自己不可以背弃国家和君主。他愿意以身殉国，在青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文天祥此次被俘无疑已经感到宋室的复兴已经不大现实。《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文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曰》：“昨夜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两边桴鼓鸣，今夜船舶酣睡声。”“唯有孤臣雨泪下，冥冥不敢向人啼。”，这首诗是被俘的文天祥在元军船上目睹南宋军队在几乎是最后的据点崖山惨败后写的，是一首悲痛欲绝的挽歌。元代统治者也想说服文天祥投降，但文天祥坚决拒绝，愿意舍生取义。“张元帅谓予，‘国已亡矣，杀身以忠，谁复书之?’余谓：‘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岂论书与不书。’”张为改容，因成一诗，“高人名若涣，烈士死如归。智灭犹吞炭；商亡正采薇。岂因徼后福，其肯蹈危机?万古春秋义，悠悠双泪挥。”《南安军》有“饿死真吾事，梦中行采薇。文天祥自知兴复宋室已经不大可能，又不愿投降元朝，因而决定以商亡后誓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为楷模，誓死以身殉国，体现一种崇高的舍身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文天祥的诗歌多次出现杜鹃这个飞鸟形象，传达了国破家亡的巨大悲痛和对君主国家的无限忠诚。杜鹃又名子规、杜宇，按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帝杜宇让位鳌灵后自逃，后来想恢复帝位而不可得，因而魂化作杜鹃，悲啼不已，以至于口中出血。可见，杜鹃这个意象可以传达巨大悲怨。又有“碧出苌弘之血，鸟生杜宇之魄。”
可见杜鹃的啼血又可以象征一种忠贞的情怀。文天祥笔下的诗歌大量出现杜鹃这个意象：《陵寝》有“冥冥子规鸟，重是古帝魂。”《自叹》有“沙边黄鹄空回首，江上杜鹃空断魂。”《读杜诗》也讲“耳想杜鹃心事苦，眼看胡马泪痕多。“这都体现国破家亡的无限悲怨。杜鹃还有无限忠贞的意味，他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江南驿》，结尾是：“从今别却江南日，化作啼鹃带血归。”诗中，文天祥愿意将忠魂化作杜鹃，回到并永远伴随深爱的江南故国。
带着巨大的悲怨和至死不渝的忠贞，文天祥愿意舍身殉国，这集中体现在其代表性长诗《正气歌》中，“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胡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严常山舌”文天祥以饱含深情的笔墨，歌颂了历来愿意舍生取义的英雄人物，包括：秉笔直书的史官，刺杀暴君的勇士，宁死不向外敌屈服的将军，誓死保卫君主的忠臣等等。文天祥愿意效法他们，为追求“正气”而舍生取义，认为这种正气“当其贯日月”。因而，他把生死完全度外，决定义无返顾地舍生取义。文天祥那种“当其贯日月”的舍身精神，集中体现在国家灭亡时，为了表达对国家君主的忠贞，义无返顾地献身而求永生，让一股正气长留人间。这便体现儒家推崇的道德观：在危难时刻，为了忠君报国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争作威武不屈的大丈夫。这向来被认为是吞云吐雾的民族精神。
文天祥的诗歌，充分展示了他的生命意识。这包含了对国家与社会命运的深切关注：无论自己身居何位、身处何地，都心系君主社稷的利益和安危，体现的是浓厚的忧患意识。面对各种不平与挫折，尤其是面对悲惨厄运，他表现出了惊人的斗争精神：为实现理想而甘心顽强奋斗，向一切不幸抗争。而一旦要经受住生死抉择的考验时，他又会义无返顾地舍弃生命，追求理想中的真理，从而舍生取义，让一股正气长留人间。虽然文天祥的生命意识中有一些被认为是封建糟粕，比如极度忠君，但这并不影响其整体的进步性：强烈的社会则任感，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义无反顾的舍身精神。
[编辑:胡燕]
